持續(xù)多日的斯諾登事件雖暫告一段落，但其國際戰(zhàn)略影響才逐漸顯現(xiàn)。該事件牽動美、中、俄、歐當今世界四大主要力量及拉美左翼多國博弈，涉及國家及非國家行為體，覆蓋虛擬與現(xiàn)實兩大空間，折射網絡時代世界政治新特征。

　　首先，該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國的霸權主義本性，其霸權雖無人企及卻失道寡助，但大國力量對比多極化依然任重道遠。斯諾登爆料美國安局全方位、高強度監(jiān)控全球互聯(lián)網與電信業(yè)務的“棱鏡”等計劃，凸顯美國憑借高科技獨享網絡信息霸權，反映美妄圖將世界尤其是主要對手“一網打盡”的霸權野心與霸道行徑。

　　斯諾登的爆料及其引發(fā)的美強烈反應，更體現(xiàn)了美霸權新的兩重性：一方面，盡管受挫于金融危機與“兩場戰(zhàn)爭”，但美霸權猶在，尤其是在網絡等領域遙遙領先，網絡技術及話語霸權成為美霸權的新發(fā)展與新支柱，而多國拒絕斯諾登避難申請也揭示了國際政治的冷酷現(xiàn)實，即各國顧忌美霸權高壓，且對美監(jiān)控自己深感無奈；另一方面，美霸權行徑不得人心，監(jiān)視全球招致眾怒，盟友及新興大國紛紛要求美“老實交代”，該事件更讓全世界看“老大”的笑話，美事后一再對有關國家施壓與威逼利誘，其霸權困境與疲態(tài)顯現(xiàn)，美謀霸稱霸與多方反霸的國際關系主要矛盾再度彰顯。 

　　其次，該事件對美國造成三重“傷害”：一是國際形象嚴重受損，軟實力嚴重失分?！袄忡R門”等折射美在網絡領域“只許州官放火、不許百姓點燈”的雙重標準，也是美在“人權”、“反恐”等諸領域素來唯我獨尊、言行不一且一貫偽善的最新體現(xiàn)，美對外政策的道義制高點顯著減少。二是情報外包體制漏洞百出，反思改進勢在必行。繼兩年前“維基解密”大規(guī)模曝光美駐外使領館密電之后，該事件再度揭發(fā)美不擇手段的全球網絡監(jiān)控，其對美殺傷力之大堪稱美情報圈的“9·11”。斯諾登本人供職的博思艾倫公司系美國安局網絡電信監(jiān)控重要承包商，“9·11”后美將情報科技等業(yè)務大肆外包，外包單位數(shù)量巨大、雇員龐雜、幾近失控，最終導致該事件爆發(fā)，美情報外包乃至整個體制勢必被調整。三是沖擊美安全及對外戰(zhàn)略。美情報部門稱“基地”組織已對該事件作出反應，包括改變聯(lián)絡方式等，日后美追蹤恐怖分子難度勢必增大。

　　再次，該事件誘發(fā)新老大國復雜博弈。其一，加劇美歐互疑，遲滯西方大國“新聯(lián)合”。該事件正值美歐啟動“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(xié)定”(TTIP)談判的節(jié)骨眼上，雙方原打算借此加固盟友關系以共同應對新興大國，不料此時美東窗事發(fā)，其對主要盟友歐盟及其大國尤其是德國全面監(jiān)控被曝光，美歐互信已然受損，雙方控制與反控制矛盾凸顯，對網絡自由與網絡安全孰重孰輕的價值觀分歧加劇，大西洋聯(lián)盟平添新裂痕，美歐聯(lián)手重塑與主導國際經貿新規(guī)則短期難有突破。其二，導致西方大國與新興國家較量更趨激烈。一是美俄矛盾趨于尖銳，雙方角力加劇。美對俄最終“收留”斯諾登“極度失望”、惱羞成怒，于8月7日斷然宣布取消原定9月初G20峰會期間專門舉行的“奧普會”，致使原本就冷淡的美俄關系進一步降溫。美俄結構性矛盾短期難以緩解，從中長期看，普京主政下的俄羅斯還將與美展開多方面的戰(zhàn)略角力；二是美與拉美左翼國家對抗加劇，其“后院”再度不穩(wěn)。美攔截并竊取巴西公民及企業(yè)電話記錄和電郵，巴總統(tǒng)羅塞夫批美“肆意踐踏巴主權與人權”，強調“絕不允許以這種方式對巴或其他任何國家進行干涉”。玻利維亞、委內瑞拉、尼加拉瓜三國無懼美國高壓，表示愿收留斯諾登，凸顯抵制美國霸權的決心；三是歐拉關系“意外”受損。法、葡、意、西四國迫于美幕后施壓，迫降“涉嫌窩藏斯諾登”的玻利維亞總統(tǒng)專機，引發(fā)拉美群情激憤。

　　第四，該事件凸顯網絡信息安全無比重要，將深刻影響網絡時代的國家治理，網絡空間的國際規(guī)則之爭更趨激烈。其一，美網絡霸權無孔不入的嚴峻現(xiàn)實“倒逼”各國更加重視自主維護信息安全，各方紛紛加大投入，包括與“美式裝備”切割，抓緊軟硬件的國產化；其二，各國在維護國家安全、反恐與維護公民隱私權、人身自由之間均不同程度地面臨兩難，都在摸索兼顧平衡之道。新興國家尤其面臨外防霸權滲透顛覆、內防信息泛濫失控的網絡社會雙重挑戰(zhàn)，維護社會穩(wěn)定殊為不易；其三，大國網絡空間博弈水漲船高，網絡全球治理競爭加劇。網絡空間既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又與國家安全密不可分，已成全球四大“公地”之首。美網絡“一超”獨霸與“多強”反霸矛盾深刻，彼此網絡攻防更趨頻繁，制定網絡空間“交規(guī)”更顯緊迫，各方勢必激烈討價還價。

　　第五，該事件表明“基于網絡”的非國家行為體已成影響國際格局的重要新變量。網絡成了解構并重塑權力的利器，網絡時代的個人“獨行俠”、國際傳媒與非政府組織竟可挑戰(zhàn)一個霸權國家，使其狼狽不堪、大出洋相，足見國家關系行為體日趨多元化。“四兩撥千斤”的非國家行為體越來越不可忽略，其極可能成為影響國際戰(zhàn)略格局演化的關鍵。

　　面對該事件衍生的諸多復雜效應和重大國際戰(zhàn)略影響，中國應統(tǒng)籌內外，未雨綢繆，趨利避害，自強不息，力爭網絡時代社會管理與大國博弈的戰(zhàn)略主動權。